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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价格同盟很可能是一种有利于市场、有利于消费者的行为，因为它可以减少必须进行的价格调整的时间和成本。于是，可以看到，在外部竞争存在、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情况下，如果不符合市场供需形势，那么，价格同盟必然以失败告终。如果符合市场供需形势，那么，价格同盟就是有利于消费者的事情。总之，只要没有政府强制力的存在，就无须担心价格同盟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相反，如果为了打破价格同盟而引入政府强制干预，这才是对消费者利益的最大损害。

而且，已经形成的价格同盟，即使符合市场竞争价格，也不可能阻止各个厂商继续通过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来尽可能降低价格，也不能阻止未来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比如原材料价格出现下降时，厂商不会重新降价。实际上，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方便面悄然降价的现象。

保护市场秩序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排斥强制性的因素存在，尽量坚持各方自愿交易的原则。如果这个大前提不变，对于市场中出现的问题，市场制度本身正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三次访华

在三次访华中，米尔顿·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的变迁过程。他尽力向中国人介绍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知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其中不乏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原有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扩充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用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力来衡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可以说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重要性上，唯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也许就是他的学术对立面凯恩斯。但是，随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的重新勃兴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衰落，看来，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可以稳坐20世纪经济学第一人的位置了。

这位学术界的大人物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与夫人萝丝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叙述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弗里德曼对中国香港的经济制度赞不绝口，认为是自由市场制度的杰出典范，并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十分关注。1980年，1988年，1993年，弗里德曼三次来华访问。他在自传中写道：“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从实践中观察我们一直在理论上倡导的主张——实施自由市场会同时在繁荣经济与促进自由两方面产生作用。”

弗里德曼三次访华的时间，正好跨越了中国改革从开始到深入，其间经历反复并重新加速发展的复杂过程。在长期封闭以后，中国重新走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吸收外界的知识和信息。弗里德曼这位顶尖经济学家这时对中国的访问，正是当时中美之间知识文化交流的缩影。

当代中国（17）

1980年的访问是唯一一次官方正式邀请的访问。邀请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者希望弗里德曼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用等问题发表演讲。这时的中国，改革刚刚开始，人们对于未来要走的道路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过去的道路行不通。弗里德曼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的好话。但他也发现，人们往往对经济问题知之甚少，对市场体制运作的方式则基本上一无所知。在一次座谈中，一位将要前往美国考察的副部长的问题是：“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在和中国知识界的会谈中，弗里德曼敏锐地发现了一个现象，出席者要么是年长的老人，要么是很年轻的人，没有中年的一代。他看出这是多年政治运动的结果。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老年人，由于早年受过西方的经济学教育，可以正确理解弗里德曼的观点，而那些年轻人，往往还在讨论诸如“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等问题。不过，由于现实变革的要求，他们很希望了解市场经济体制是怎么回事。当时中国与外界的贫富对比更强化了他们的这种好奇心。

弗里德曼这时对中国的判断是，改革刚刚开始。并且不能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

1988年，主要是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第二次访华。这次访华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不仅仅是由于弗里德曼见到了当时中国的重要中央领导人，而且由于访问的范围更大，弗里德曼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更清晰地传递给了中国的决策者和学术界。

第一站是上海。弗里德曼发表了演讲，强调了发挥个人知识性与主动性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市场方式进行自愿合作的效率。他指出，中国可以效仿亚洲的新兴工业体，在几十年内取得西方国家二百年才达到的成就。对于当时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也进行了讨论，说明通货膨胀源于货币发行过多。

随后是这次访问的高潮，弗里德曼来到北京，会见了当时中国的中央领导人。弗里德曼发现，这位主导改革的领导人对经济问题有相当丰富的见解。尽管弗里德曼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这位领导人显然很快理解了弗里德曼关于市场自由的观点，意识到了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会谈的气氛颇为热烈，时间由原定的半小时延长到两小时，而且，会谈结束以后，这位领导人亲自送弗里德曼到汽车前。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也许唯一遗憾的是，弗里德曼没有更早几年与这位领导人进行会谈，那样的话，也许弗里德曼的观点对中国的改革会有更大的影响。

在这次访问中，弗里德曼在各地走访了许多蓬勃发展中的商品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客人真实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面对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政府是否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弃自己的某些特权。

1993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华。这时的中国改革，在经历了反复以后，重新开始快速发展。客人在中国已经可以享受到不亚于其他国家的服务。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里德曼还访问了成都和重庆等地。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时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似乎与1988年有所不同。政府开始强调日本韩国式的对经济的控制，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弗里德曼显然无法同意这一点。但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大力吸收外界知识了。但实际上，弗里德曼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观点更切合这时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到底是走向自由市场制度，还是尝试一条“第三条道路”？这个已被弗里德曼解决的问题将继续困扰中国多年。。　最好的txt下载网

当代中国（18）

在三次访华中，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的变迁过程。他尽力向中国人介绍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知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深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其中不乏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可以说，在这十几年中，弗里德曼原有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扩充到了中国，而中国，也因此受益良多。

四、世界各国

“如果不能战胜他们，那么就和他们一起干！”——德国的故事（一）

美军可以战胜德军，但他们不能战胜供求规律。于是，美军放弃了打击德国黑市的努力，转而求助于古老的政治信条——“如果不能战胜他们，那么就和他们一起干！”

希特勒曾经说过，如果他的军队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他本人和整个德国都将陷入无尽的深渊。元首的“许诺”变成了现实。二战结束之时，德国确实遭到了彻底的瓦解和破坏。其程度之深，破坏之烈，前所未有。

战争把德国的城市变成了碎砖烂瓦，其间穿行着饥饿寒冷的人们。不可能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样爆发革命了，因为可用来*示威的街道都已不复存在。也没有办法再使人们相信什么“背后的一刀”的说法了。德国人知道，这次他们是彻底的失败。

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这个想法看起来很荒唐。仅仅清除大轰炸造成的堆积如山的瓦砾，大概就需要几十年。有人统计后发现，每天清除1000吨碎石，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把柏林清理干净。既然如此，美国人决定把德国重建为一个农业国家，这也是为了防止她再次发动战争。尚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德国人无暇顾及这个重大决定。他们首先需要应付每天的日常生计，要想办法吃饱穿暖。被称为帝国“面包篮子”的东德地区已被苏联占领，不再向西德输出粮食。这加剧了食品供应的紧张形势。1946年，鲁尔工业区的食品定量是每人每天不到1000卡，而1936年的国际标准是每个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2400卡才能维持基本健康。也就是说，德国工人基本上吃不饱饭。1946…1947年冬季是20世纪最寒冷的一个冬季，可供取暖的煤极度缺乏。科隆的红衣主教正式宣布，凡是在有煤的地方，偷煤不再是罪孽。

幸运的是，相比于一片瓦砾的城市，德国乡村的情况要好得多。这多少缓解了一些严峻的形势。除了那些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农民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他们往往还有一些余粮，而且，他们的余粮不出家门就可以卖得高价，黑市已开到他们家门口来了。城里人用仅有的一点财产——从废墟中挖出来的珠宝、家具、衣物、瓷器等，从农民那里换来鸡蛋、黄油、土豆和肉。每天都有大批的人背着箱子和口袋从城市涌向乡村，傍晚时回到城里，给家人带来急需的食品。农民俨然成了新贵。他们忽然间享用上了波斯地毯和迈森细瓷器。

在城市内部，黑市也兴隆起来。既然配给制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就只好从价格更高的黑市中获取生活必需品。盟国驻军及其夫人们兴致勃勃地参加黑市交易，这使得黑市更加兴旺。占领军士兵们发现，他们可以为黑市提供大量物资。这些物资非常受德国人的欢迎，可以卖个好价钱。军队消费合作社成了黑市最大的供应商。

当代中国（19）

德国黑市中，渐渐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美国香烟成了事实上的货币。美国大兵们以一美元一条的价格从陆军消费合作社买到“吉祥”牌香烟，转手可以在黑市上卖到1000帝国马克，而当时一个德国工人每周的工资不过80马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愿意把珍贵的香烟吸掉。香烟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成为所有人都承认的通货。《纽约先驱论坛报》计划重建在法兰克福的办公楼。当地建筑承包商提出的包括材料和人工的报价居然是150条香烟。来自纽约的美国经理对此非常恼火，拒绝接受，因为他没法在账本中这样写入成本。在另一个地方，一个美国记者只捐出10条香烟，就成功地扶持起了一家他赞同的新思想月刊。美国香烟生产商得意地在广告中宣称：“吉祥”牌香烟作为货币投入了战争。

美国大兵在军队中大量购买香烟，然后在黑市出售，牟取暴利。军队不得不对香烟实行定量供应。大兵们又发现军邮系统可以利用——美军对驻欧士兵的邮件没有数量限制。于是，成千上万箱香烟涌向军队邮局，其数量之大几乎让军邮系统瘫痪。军方不得不彻底禁止了邮寄香烟。但并没能有效地打击黑市。其他可以用来交易的物资代替香烟被投入黑市，咖啡、肥皂、罐头，等等。反正德国人什么都缺乏。

面对日益猖獗的黑市，美军最高司令部表现出了值得称道的智慧和经验。他们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定量供应、加强巡视、重申纪律，等等。他们还可以实施更多更严厉的措施来打击黑市，但他们意识到，强行取消黑市，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禁止美军士兵参与黑市，也是不可能的。美军可以战胜德军，但他们不可能战胜供求规律。于是，他们放弃了打击黑市的努力，转而求助于古老的政治信条——“如果不能战胜他们，那么就和他们一起干！”

而且，毕竟美军不能继续放任自己的官兵用廉价的香烟、咖啡换取德国人实际上很昂贵的家产，比如莱卡相机和三角大钢琴。这种行为很像纽伦堡正在审判的一项战争罪——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掠夺和分赃。美军当局感到很尴尬。既然不可能取消黑市，美军就决定建立正式的交易市场——“和他们一起干！”

于是，在美军的监督和控制下，柏林和法兰克福建立起了两个官方“易货中心”。在易货中心的二楼，一组德国专家对德国人带来的物品进行价值鉴定，然后给货主相应价值的交易券。拿到交易券的德国人去一楼交换美国人带来的物品。美国人也是一样，先把咖啡、香烟换成交易券，然后再去换取德国人的物品。

易货中心的生意极其兴旺，交易的商品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个实际上是黑市合法化的交易市场并不能使德国人摆脱他们的困境，但至少不会使情况继续恶化了。如果德国人想要用自己的家产换得一些急需的东西，起码他们不必蒙受过分的损失了。而对于占领军来说，这个合法化的黑市也是好得多的安排。假如黑市始终是地下的状态，是非法的勾当，那么参与其中的士兵的军纪和士气都将大为低落。占领军和德国人的关系也将日趋紧张。事实上，在铁幕的另一边，俄国人对黑市就一直奉行严厉打击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后俄国人撤离德国时，黑市依然顽强地存在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当代中国（20）

供求规律是人类最古老和最顽强的行为规律之一。试图战胜和压倒这个规律远比利用它要困难得多。甚至可以说，在这方面，没有人真正成功过。奇怪的是，虽然如此，仍然总是有人试图挑战供求规律。他们总以为，自己身处的环境实在特殊，普遍的规律已不适用他们。他们需要具备前人不具备的智慧，提出前人没有想到的全新解决办法。他们以为自己的异想天开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规律，他们以为自己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本质。可是，他们提出的所谓新办法，只不过是在重复前人犯过的错误而已，结果只能是失败。他们中的聪明者，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放弃了异想天开。而他们中的蠢人，则把失败归咎于其他，从而拿出更多的异想天开。

希望德国的故事能够给这些人一个提醒。很难找到比二战后的德国更困难、更极端的局势，很难找到比军队更应该超越和压制供求规律的人群。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依然容纳了自发市场，尽可能给人们提供了自由交易的机会。当然，美国人做到的不仅仅是这些。卷烟经济、黑市经济不过是德国经济起飞的预热。在以后的日子里，基于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原则在德国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运用，直接促成了德国经济的崛起。现在，德国作为一个富裕国家的形象已深入人心，鼓吹市场经济的人一般不再拿德国作为例证了，其实，这个国家正是靠着自由市场经济一步步走出战争的破坏，成长为经济巨人的。应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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