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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日本古史》后来记载患者的话称，“我们的身体就像烧着了一样！”再接下来，皮疹的类型又发生变化：患者头部的皮疹越来越密集，并且开始逐步向下蔓延，但是最为密集的部位还是手和脚，患者皮肤上出现了成百上千处伤口。这些伤口开始是小小的肿块，然后变成明亮的水泡，最后再变成直径为七、八毫米的脓疱。

感染者当中5％的人在最初的几天里死于内部大出血，而另外5％的人在疼痛加剧、高烧达到40℃以后便从这个尘世当中消失了。大多数感染者可能会躲过天花病毒的袭击，但是，在天花病毒使鼻、喉以及眼睛等处的保护性粘膜遭到破坏以后，其他病菌就趁虚而人，感染人类。这样，有30％的人死于肺炎，另有30％的人死于败血病。在日本遭到感染的地区，可能每10人中就有9人感染天花病菌，而这9个人当中又仅有3个人有可能活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来有人们将流行病的起因归于日本国王允许在日本敬奉佛像，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反对将佛教引入日本的人推测，日本本土的神灵一定相当气愤。这里所提到的本土神灵，也即是今天的日本神道教所敬奉的神灵。日本人通常叫做“卡米”的本土神灵主要有5种：居住在树上、长条石上、山间以及其他自然之物中的神灵；与某一特定的工艺或技巧有关的神灵；庇护某一特定家族或范围更大的社团的神灵；曾经居住在人类中间的神灵，其中也包括祖先；特别的精英分子神灵，如太阳神或者两个据说创造了日本诸岛的神灵。

据《日本古史》记载，正当天花肆虐日本的时候，服部家族与中臣家族的首领曾请求国王销毁十川家族头领供奉的佛像。“正是因为臣下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人们才会遭受如此的死亡。如果您能在事情还没有进一步恶化之前折返您的脚步的话，结果一定会是莫大的欢喜。应该把佛像马上扔掉，并且在未来不懈地寻求幸福。”对佛教持批评态度的人这般说道。

日本国王除了对他们的建议表示同意外，几乎别无选择。“照你们的建议做去吧！”国王告诉那些批评家们，因此，大臣们拿走了佛像，并把佛像扔进了运河的激流之中。他们还在十川家族首领的佛寺当中放了火，直到将寺庙完全焚烧。

关于佛教与天花大灾难的争论，在日本国内部造成了政治上的裂痕，因为就在流行病与宗教对抗的尘嚣之中（或者是之后不久），日本国王被暗杀了，这是已知的日本历史上第一起皇室被刺案。有猜测说暗杀是十川家族干的。

公元6世纪中叶的事件划定了政治战线，而这些政治格局直接影响了未来一百年内的日本历史，并永久性地塑造了日本民族的未来。

黑死病：欧洲商品经济的前奏

在许多的社会重大变革中，自然界发生的事有时会起到重大的作用，黑死病就是其中之一。它与发生在此后的宗教改革和地理大发现同样是人类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

1348年开始，一场大瘟疫开始肆虐整个欧洲，它首先发难于地中海沿岸，后在1348—1451年间陆续蔓延在欧洲各国。黑死病1347年发现于西西里，立即传播到北非、整个意大利和西班牙，接着于次年传到法国。1349年传播到奥地利、瑞士、德意志和尼德兰；1350年传播到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后来又在1361—1363年，1369—1371年，1374—1375年，1390年，1400年时有发生，前后超过50年。各地受害的程度不同，有些地方发生多次，在城市中死亡率较大。历史研究证明这些地区的人口死亡近三分之一，整个欧洲有2500万人死于黑死病。死亡人数之多超过厂历史上任何一种流行病。

在英国，由于黑死病的蔓延1349年1月，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决定把国会推迟到4月27日；接着又在3月发出通知，宣布由于黑死病，会议无限期推迟。黑死病造成了人力奇缺，为了对付黑死病带来的慌乱，爱德华时期还制定了英国著名的劳工法案。法案的序言中写道：“鉴于大部分人民，主要是工人和雇工死于黑死病，并且某些人趁主人需要和缺乏雇工之机，要求主人付给他们极高的工资，否则不愿为主人劳动；而另一些人游手好闲，宁愿乞讨度日，也不愿为主人劳动。根据我们的高级教士和贵族及其他有技能者之建议，特规定：王国境内凡身强力壮之男子和女人，年龄在60岁以下者，无论自由或非自由的，若非靠做活为生，或无钱以维持生计……若需要为别人工作，其工资须按朕即位后第20年的惯例支付。”但是，这项法令的后果是强迫人们劳动，而不增加工资，于是发生了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农民大起义，即瓦特·泰勒起义。据记载，在伦敦，沃尔特·曼尼爵士出于慈悲为伦敦市民购置墓地埋葬了5万具尸体，这个地点后来建起了尔特修道院作为纪念。

黑死病的影响不亚于一场横扫欧洲的战争，现代医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它影响于人类相当于核武器的毁灭力量。它造成了欧洲社会的重大变化，经济紊乱、社会动荡、物价上涨和风俗败坏。因为人口的大量减少，一些人突然间由于继承了别人的财产而变富，他们继承了死者的土地、房屋、家具、农产品、畜禽。同时物价突然暴跌，在个别地方牛羊在地里成了无主物。例如，以前一匹马40可以卖多先令，黑死病过后只能卖6先令，“即使这样的价格也难找到买主。黑死病在英国持续两年多，瘟疫停止时，劳动力缺乏，妇女甚至儿童不得不耕地拉车”。物价的降低和财富获得的容易，加之人们恐怕再次经历黑死病，所以大肆挥霍。当需要恢复生产时，由于劳动力受到严重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业、手工业生产，冲击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为了逃避灾难，人们四处流移，社会秩序也不安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社会进步。

这次大灾难严重冲击了欧洲的封建制度。14世纪中叶欧洲的封建制度本已越过高峰开始走了下坡路，这场大的死亡灾难客观上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垮台。灾难中的大量农民丧生已使封建制度失去了足够的剥削对象，而幸存下来的人们为了活下去又不能继续忍受原先那种过重的剥削，要求获得多的报酬，在相当的程度上形成了一股争脱封建束缚的力量。灾难之后，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传统的地租形式基本失灵，使商品式的经济得到萌芽，特别是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方面的转换。许多市民得到了土地，而一些农民进入了城内，人员的流动进一步加大，有利于人们获得自由和解放。

随着黑死病的日益猖獗，包括沉湎酒色在内的各种寻欢作乐的生活也在欧洲蔓延开来，主教、传教士和僧侣也都以不光彩的方式卷入这一狂潮。在罗马、巴黎、科隆等欧洲所有的大城市，舞会、宴会、赛马彻夜不停，人们狂欢、纵酒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是在亲人的死尸堆上跳舞，他们似乎要在人类末日来临之前消耗尽世界上的一切财富。政府官员也趁火打劫，他们恣意把国家的金银珠宝和其他财富吞为己有而不受到任何惩罚。

在宗教方面，黑死病也有很大的冲击力。很多欧洲人笃信基督，许久以来成了他们强大的精神支柱。经过这次死亡大灾难的洗礼，充分暴露出教会的无能，人们不但看到平素道貌岸然的牧师等神职人员在灾难中争先恐后地逃离了自己的团体，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清楚地洞悉了号称万能、救世的宗教与教会，在灾难面前竟然同样毫无作为。从而对宗教的传统权威性产生了很深的、合乎情理的怀疑与动摇。当然，在不信任传统基督教的同时，人们也没有新的可供依靠的精神支柱，于是开始迷信，后来在欧洲长期流行的巫术就是这个时候“发明”的。

引言

像任何自然灾害一样，同样的瘟疫总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重复上演；像任何自然灾害一样，许多的瘟疫都是人类自己“制造”。也许我们不必为公元前6世纪的瘟疫痛心疾首，但它完全可能跨越时间的栅栏戕害今天的人类；也许我们可以对专门和英国人过不去的汗热病高高挂起，但无法对诸多中国特色的疫病视而不见。瘟疫是人类共同的魔鬼。无论是已经消灭的天花、疟疾还是阴魂不散的霍乱、鼠疫，无论是防不胜防的埃博拉热还是可以预见的爱滋病，都似梦而不是梦，需要我们严肃地解析。

君士坦丁堡瘟疫

关于这场瘟疫，我们现在能了解到的情况基本来自普罗科匹尔斯的叙述，他是巴勒斯坦罗马大帝恺撒的忠实信徒，他周游过地中海各国，他亲眼目睹了瘟疫使人们遭殃致死的悲惨情。

“一开始，所有的患者病情相同。他们突然发高烧，或从睡梦中惊醒，或夜里梦游，还有一些患者行为失去控制。完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发烧，而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发烧会死人。然后，患者很快出现肿胀，通常在腹部下端，腋窝、双腿，以及双耳附近出现。病情严重恶化的患者会突然死去。一些人长期昏迷，一些人神志不清，说起胡话来，许多患者昏迷后再也没有醒来，而那些神志不清的患者则出现失眠和精神错乱。患病后病人总是怀疑有人要杀他们，因而情绪激动，高声喊叫，四处乱跑。

“最痛苦的莫过于那些神志清醒、思维正常的患病者。他们痛苦难忍，几乎是被折磨致死的。不过有的患者经过排除体内的脓液之后幸存下来了。有的慢慢消肿好像有救了，但由于体内中毒，最终还是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一些患者病愈后与常人一样，而另一些则出现了口吃、语言障碍，或者变成了哑巴。

“许多人为照顾病人累得疲惫不堪，也跟着受苦。许多病人疼痛难忍时，不断从病榻上滚下来，在地上翻滚吼叫，护理人员不得不把病人重新放回床上。有的病人发疯似地冲出病房乱跑，护理的人也少不了折腾一番。随着瘟疫的流行，处理尸体的工作也显得人手紧张。甚至连堆放尸体的地方也快没有了。事先准备的坟墓被一具具尸体填满后，城内凡是可以用来埋葬尸体的地方都被用上了，但还不够。后来，死人急剧增加，掘墓人每天挖掘的坟墓远远不够，他们索性掀掉山顶上一座座防御城堡的屋顶，将尸体横七坚八往里扔，堆满尸体后又重新盖上。”

但这场瘟疫彻底地毁灭了查士丁尼复兴日渐衰亡的罗马帝国的希望。那年冬天，瘟疫突然消失，其中很大因素是人口分散到了外地。瘟疫虽被控制了，但被瘟疫侵蚀了的肌体却伴随了患者的一生。事实上，瘟疫的病毒并未完全根除。这场瘟疫无论在社会发展史和医学发展史都举足轻重，瘟疫时值罗马查士丁尼王朝，故曾以查士丁尼瘟疫为名载入医学史册。14世纪，这场瘟疫又卷土重来，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用了一个新的名字“黑死病“而已。

黑死病摧残欧罗巴（上）

对这段可怕的历史不少史学家都有所记述，欧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薄伽丘在1348—1353年写成的《十日谈》就是瘟疫题材的巨著，引言里就谈到了佛罗伦萨特别严重的疫情这场灾难在当时称作黑死病，实际上是鼠疫。他描写了病人怎样突然跌倒在大街上死去，或者冷冷清清地在自己的家中咽气，直到死者的尸体发出了腐烂的臭味，邻居们才能知道隔壁发生的事情。

在那可怕的日子里“葬礼连连不断，而送葬者却寥寥无几”。扛夫们抬着的往往是整个死去的家庭，把他们送到附近的教堂里去，在那里由教士们随便指派个什么地方埋葬了事。当墓地不够用的时候，他们就将占地较大的老坟挖开，然后再把几百具尸体层层叠叠地塞进去，就象往船仓里堆放货物一样。在长达6个月的鼠疫期间，佛罗伦萨的居民死掉一半以上。鼠疫对锡耶纳的蹂躏也同样残酷，为了使大量的死者尽快入土为安，那里不得不加盖新的教堂。在帕尔马，诗人佩特拉卡的一个朋友，全家人在3天内都因鼠疫而相继死去，诗人的笔下为此留了悲伤的诗句。

没过多久，这种残酷的现象在欧洲已经比比皆是。法国的马赛有56000人死于鼠疫的传染；在佩皮尼昂，全城仅有的8名医生只有一位从鼠疫的魔掌中幸存下来；阿维尼翁的情况更糟，城中有7000所住宅被疫病弄得人死屋空，以至罗马教皇不得不为罗纳河祈祷，请求上帝允许把死者的尸体投入河中；巴黎的一座教堂在9个月当中办理了419份遗嘱，比鼠疫爆发之前增加了40倍；甚至历史上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也曾由于爆发了鼠疫被迫暂时停顿下来。

据历史的记载，鼠疫给荷兰和法兰德斯地区（欧洲大陆滨临北海的一个区域，后来分属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带来的灾难也异常惨重，死亡人数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从那里经过的旅行者们见到的是荒芜的田园无人耕耘，洞开的酒窖无人问津，无主的奶牛在大街上闲逛，当地的居民却无影无踪。在比利时的图尔耐城，主教大人成了鼠疫的第一个受害者。下葬时，教堂为他敲响了丧钟。从这天起，每当早晨，中午和晚上，送葬的钟声不停地为新的死者哀鸣。

1348年底，鼠疫传播到了德国和奥地利的腹地，瘟神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被鼠疫吞噬。维也纳曾经在一天当中死亡960人，德国的神职人员当中也有三分之一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因此无法维持。

1348年，鼠疫从英国的大城市蔓延到了全国各地，直至最小的村落。由于农业工人死亡过多，白金汉郡的一个大庄园倾其收入也只够交纳房租；有的庄园里佃农们甚至全部死光。温切斯特大教堂为此不得不改变计划中的大规模扩建工程，只修建了西侧的门面，600年后的今天它依然矗立在那里。在肯特郡的罗切斯特教区，主教属下的4个神父、5个协理、6个侍童、7个抄写员和10个佣人纷纷死去，使得这位主教大人的身边连一个“愿意赎罪的灵魂”也没有了。在伦敦至少有两位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因患鼠疫先后病逝，老百姓死的就更多了，几乎占伦敦人口的一半以上。象其他许多城市一样，鼠疫的猖獗在伦敦也引起了犯罪率激增与道德的沦丧。

欧洲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鼠疫使拜占廷皇帝失去了一个儿子；在斯普利特有些人虽然从瘟疫中挣扎着活了下来，却没有逃过狼群的残害；西班牙国王阿尔方斯也未能逃脱瘟神的魔掌，染病死去。比起他来，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就幸运得多了。

1351年，鼠疫和迫害行为都渐渐地平息下去，欧洲的人口大约损失了三分之一。后来的三百年当中，鼠疫曾经一再重新爆发，成为欧洲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鼠疫破坏了城市的生活，却给艺术家们带来了灵感，使他们创作出以死亡为主题的舞蹈和绘画。直到19世纪初，欧洲才真正从这种可怕的疫病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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