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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第1页）

两个月到了，表弟他们几个跟老板要工钱。老板却说根据他的规矩，正式录用的打工者要先把身份证交给老板，以防止长期工作后席卷财、物逃走，还说有前车之鉴。表弟虽是农村来的孩子，但是看报也知道有些老板把打工仔的身份证收走后就要不回来，只能被老板盘剥，甚至当“奴隶劳工”。表弟没了主张，回来找我和我父母商量。我一听，说那万万不能给；要掌握员工的来龙去脉，弄个复印件就行了嘛，干吗非要原件？这肯定是另有企图。于是表弟跟老板说，可以给复印件，但原件不能给。老板一听就说，不给身份证你就给我滚。表弟要工钱，老板手一挥，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店员冲出来，对表弟左右开弓。身材瘦弱的表弟哪里是对手，只好落荒而逃，连行李都没顾得上拿。

表弟他们几个又一次开始了找工作的生涯。经过半个多月的走家串户，表弟和他的另两个同学在汉口协和医院对面一家名叫“高又高”的小酒店找到了活计。这家老板是个看上去还忠厚的中年人，老板娘是某个大厂的下岗工人。老板的妈是退休纺织工人，在酒店门口卖咸菜。令表弟奇怪的是，这一家人的收入各归个，不打搅，老板店里需要咸菜还要找老板的妈去买。老板给表弟他们几个每月开三百块。这个收入虽然和表弟当初梦想的每个月几千块的有天壤之别，但是也算比前几家光干活不给钱强的多。看上去老板人还可以，表弟只能祈祷新老板能按时给钱。

“高又高”酒店有二十来张桌子，虽然地处繁华闹市区，靠近协和医院和新华路长途汽车站，但是生意却相当清淡。表弟发现，生意清淡的主要原因是这里菜价太贵。老板做生意的原则是至少“对半利”，嘴里成天念叨着“全国十三亿，一天宰一个，一辈子也宰不完”的口头禅。现在餐馆到处都是，消息传得又快，谁被宰一回后还会来这里？由于客人少，很多肉食放久了变质，老板就闻一下，明显变臭的扔掉，还不太臭的就留下来做给客人。表弟觉得这不应该，特别是有些外地到协和医院求医治病的人，本来就够倒霉了，还给人家做变质食物，实在黑良心。

表弟在“高又高”酒店前前后后打了三个月的工，每天吃的就是客人剩下的残羹，晚上就睡在饭店的地板上。很快冬天到了，自己的行李在被赶出“正宗成都串串香”时落在那里了。不得已，表弟回我们家时又跟我父母要了一床被褥。而一直跟表弟在一块的另一个同学小林则没有了被褥。表弟这人善良，晚上就两个人同睡一个被窝。由于天气冷，老板也不给烧开水，表弟他们几个三个多月连一次澡都没洗过。每到月底要工钱时，老板总说最近生意不好，没钱，下个月一定补上。表弟他们几个每天在冷水里洗菜、洗碗，手上很快生了大块冻疮，老板见了，就说干这一行生冻疮很正常。

老板的妈虽然是个退休工人，却一点没有我们以往从电影里看到的“劳动群众”那阶级觉悟和菩萨般心肠。她总是让表弟他们几个为自己白白干活，眼光比老板还苛刻。不仅如此，老太太脾气还不好，每天骂骂咧咧的，还尽向老板打小报告，挑拨老板打表弟他们几个。为了谋生，表弟只好忍气吞声。

转眼二○○二年春节快到了，老板已经欠表弟和他的同学们每人九百块工钱。此时的表弟和他的同学们都已经身无分文了。而老板一不提给工钱，二不提让他们回家过年。眼见春节一天天临近，表弟不禁心慌起来。找老板要工钱，老板脸一沉，骂道：“干活笨手笨脚，要钱倒积极！什么玩意？！现在没钱，等春节过完再来要！”老板娘在旁边插话道：“过年生意肯定会发财，你们回什么家呀，在这里过年吧。”

那晚表弟他们几个都没有睡着。表弟心想，过年再发财，也发不到我们头上。表弟有我们家在这里做后盾，因此还算好一些；而今年第一次离家打工的小林他们两个人，则更是心急如焚。尤其是小林，他父母都是农民，两千块的学费是他们夫妻二人一年的辛苦所得，此时不但收不回一文钱投资回报，而且连过年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怎么向父母交代？怎么对得起父母的期待？

那一夜表弟他们三个小伙伴异常的苦恼而愤懑，一直谈到快天亮。终于，小林说了一句：“城里人有钱，咱们劫道吧……”大家都默不作声了。第二天农历腊月二十八，表弟和他的同学们偷了饭店的菜刀，准备当晚去劫道。幸亏那天我们家里来了一大笔花灯生意，母亲到“高又高”酒店去找表弟回来帮忙，他们的计划才告破灭。回家后表弟跟我们讲述了经历的这一切，把我们全家惊出一身冷汗。母亲赶紧叫表弟把小林叫到家里来，给他们讲述了做人要本分、千万不能搞歪门邪道的道理。小林说：阿姨，不是我们不学好，我们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呀。于是母亲就让小林留在家里吃了几顿好饭，又给他一百钱块作路费，让他回家过年去了。

此后，母亲再没让表弟出去打工，一直留表弟在家里做灯笼，没灯笼做的时候就让表弟在家看看书。到了二○○三年七月，表弟已经学会了做灯笼的全部技术，母亲就领着他回到山西太谷，给了他一万五千块钱的本钱，让他在那里开摊子做灯笼卖。母亲还领着表弟到太原市钟楼街、桥头街和柳巷等卖花灯比较集中的地方，把以前生意上的熟人介绍给表弟。当年母亲在太原做生意为人厚道，口碑非常好，人家都很照顾表弟。二○○四年春节太原市场花灯行情不好，表弟只卖了五千多块钱的货。表弟租的那个商店老板是母亲的老熟人，一看是这个情况，就免收了表弟一半的租金；而给表弟拉灯笼送货的那个汽车司机，是母亲原来待过的太谷线材厂的下岗职工，一听说表弟是我母亲的亲戚，每车的运费降价三分之一，只收个汽油钱和过路过桥费。

当然，私人老板也并非全是和表弟遇到的那样个个具有蛇蝎心肠，也偶见好人。二○○一年四月我父亲在A医院第一次化疗时，病房里住着姓张的两兄弟，哥哥患了白血病，弟弟照料哥哥。兄弟俩都是湖北洪湖的农村人，原来在东莞一家私人电器工厂打工，老板每年都出钱给职工全面体检一次。在当年的例行体检中，哥哥被查出来有白血病，于是老板先是在东莞一家医院给他治疗，后来为了方便家里人照顾，又转到武汉的A医院。临走，老板给了他二十万元，说这是换骨髓的费用，希望他治好了以后再回来继续做工。在治病期间，还让弟弟也回来陪护哥哥，兄弟俩工资还照开。每当两兄弟讲起这个善良的老板，总是一脸的感激。不过，这样的老板在现在的中国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百不存一。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八、亲民党员

二○○○年的秋天，我到某市第一次出差，住在当地一家台资宾馆里。我是北方人，只喜欢吃面食，一般都是在城市里的“兰州牛肉拉面”解决肚子问题。可那天我住下以后到街上转了一大圈，没有见到有卖牛肉面的。无奈，只得回到那个宾馆的餐厅，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下点面条吃，人家回答说可以。我去的时候，餐厅营业高峰已过，偌大的餐厅里只有我一个客人。

就在我等待面条的时候，餐厅里突然来了一拨人，为首的是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太，边上跟着四五个随从。老太太进门后用手在餐厅里指指点点的，身旁的人则不住地点头，好象在发什么指示的样子。这时我的面条下好了，我就着桌子上的辣椒酱，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那一行人则边说边走，来到我跟前。老太太看了看我碗里的面条，就问：“您只吃这个？为什么不点几个菜啊？我们的厨师很不错的。”我抬起头对老太太说：“我是北方人，吃不惯南方的炒菜，一碗面条就行了。”老太太又问：“那我们的面条下得怎么样？”我回答道：“面条还可以，只是这个辣椒酱不好吃，要是有点油炸的辣椒就好了。”老太太一听，回头对身边人说：“快去吩咐厨房，给这位客人炸碗辣椒来，不要另收钱。”我一听，觉得这老太太肯定是这家宾馆的老板，态度还是满随和的。于是我笑了笑，说：“谢谢您，您是老板吧，生意做得这么厚道，真不错。”

那个老太太一听也笑了，干脆坐到我对面对我说：“那您以后可要常来我们这里住呀。”我回答道：“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感觉不错，房间也挺好的，以后每次我都来这里。”老太太继续跟我攀家常：“请问先生是从哪里来？准备在这里住几天？”我说：“从武汉来出差，大概要住一个礼拜。”老太太一听，露出惊讶神色，说：“武汉？我小时侯在武汉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感情很深呢。这样吧，这位先生，今天晚上您来我的酒吧好不好，我请您喝酒，我买单。”我也对这个热情的老太太有些好奇，于是说：“我不会喝酒，喝茶吧。”老太太说，好，就不打搅你吃饭了，晚上八点半我在酒吧恭候先生。

那天晚上八点半，我践约到了酒吧，老太太已经在那里坐着了。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老太太就开始问我武汉的情况，说自己只是前几年到武汉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除了一些新建的高楼之外，城市还是老样子。我对武汉印象也不怎么样，就把在武汉的一些见闻说了一下。然后，老太太自我介绍说，自己姓常，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逃到台湾时，随父母跑过去的。当时她才八、九岁年纪，父亲是国民党的少将。那时候兵荒马乱，他父亲本人因为打仗还暂时留在大陆没走，先安排妻小过去。开往台湾的轮船上，人挨着人，即便是将军的妻小也没有铺位，一直都是母亲牵着她站到台湾的。接着，她又谈到刚到台湾时生活的艰辛：刚到台湾时，是“将军多如狗，主席满街走”（「注」国民政府时期省的行政长官叫“省主席”），自己父亲只是一个少将，根本没有什么地位；走的时候又匆忙，根本就带不走什么财产。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自己是白手起家的。

一听到老太太说自己家里是国民党的官员，我也想到了祖父，于是跟他讲了祖父的事情。老太太一听，越发觉得亲近起来，话越来越多。我们自然谈到了大陆的“那三十年”，老太太听了，就激动地说：“大陆这几十年真是胡搞，人整人、人斗人，把国家弄成了什么样子？你看我们台湾，在蒋公和蒋经国先生手里，六、七十年代经济大大起飞。我们在那个时侯是怎么在干哪！可你们大陆在干什么？搞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到了邓小平时代，大陆才像一个正常一点的国家。早要是这样，现在咱们中国不是世界第一，就是世界第二了。现在的江泽民也是一个开明的人，我们一些比较大的台商代表每年都要和他们见几次面。”

我对蒋介石父子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于是将话锋一转，转到台湾现状来了。那一年春天，台湾陈水扁的民进党在选举中击败了执政几十年的国民党，一时间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一谈到这次选举，老太太就气不打一处来，说李登辉真不是个东西，当年小蒋真是看错了他，栽培了这么个吃里爬外的东西。说到这里，老太太越来越激动，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门说：“国民党落到李登辉手里，真是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分裂。本来我们全家都是国民党员，但到了九七年我退党了，参加了新党，今年宋先生（「注」指宋楚瑜）成立亲民党，我又加入了亲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孙先生和蒋先生那个三民主义的党了，早就被李登辉搞得乌烟瘴气、威信扫地。亲民党才是真正的国民党。阿扁搞台独也是不得人心的，我们都对这个人深恶痛绝，明明长着一张中国脸，说着满嘴中国话，偏偏说自己是外国人，算什么东西呀？”说到这里，老太太神情激愤，双手也不住地做着手势，让我想起“五四”和“一二九”运动期间，那些在街头发表演讲的学生。

在反对台独这个问题上，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老太太继续慷慨陈词：“要是当年邓先生早点上台，或者经国先生晚些去世的话，现在两岸早就统一了，哪里轮得着李登辉、陈水扁这些败类兴风作浪？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好多都被李登辉给误导了。我在大陆开了好几家宾馆，本身家里根本不缺钱；我今年六十岁，孙子、孙女都长大成人了，按理说我也该享受一下了，但我还是要做生意。我愿意到大陆来住，不喜欢住在台湾。每年只回去一两次，要么是去参加挺宋大会，要么是去交党费。我每年做生意赚的钱，大部分都交了党费。在大陆也有一些台商是支持阿扁的，每次开台商大会我们见到他们，连手都不愿意跟他们握一下。”听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对眼前这个具有执着信念的、身材瘦小的老太太产生了几分敬佩。

那天我们交谈到夜里十二点多钟。由于白天坐了十多个小时的车，我禁不住哈欠连天，想着明天还要下企业，只好把话题挡住。临走，老太太又跟我约：明天这个时候，继续来谈。等我告别了老太太往房间里走的时候，发现房间的走廊上有很多浓妆艳抹的女孩子来来往往，顿时明白这是陪客人过夜的“小姐”。第二天我到酒吧的时候，就跟老太太谈了这个问题。老太太则反问我：现在大陆开上档次的宾馆的，有几个不这样呢？你们大陆也是有意思，明明满街的妓女，偏偏要遮着掩着藏着。大陆的教育这么落后，人又这么多，那么多人没文化，你不让她们当“小姐”，谁给她们饭吃？况且，来我这个宾馆叫“小姐”的，多半是本地的党政官员、社会名流。

第二天，我从外面回到酒店时路过酒店大门，突然发现在酒店大门的一侧端端正正地悬挂着一块半米见方的铜牌子，显得庄严而神圣，上面用端庄的黑体字写着：中国共产党×××大酒店委员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九、歌厅小姐

虽然我国政府一再否认卖淫的合法性，经常开展“扫黄”行动，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拜金邪教的盛行，中国大陆逐渐逐渐刮起了一股“黄色风暴”。据说中国大陆的各类“性工作者”多达六百多万，比军队规模居然还要大一倍。从城市到乡村，从歌厅、桑拿、发廊甚至影剧院，都活跃着大批所谓的“性工作者”。“扫黄”虽然年年搞，但“黄色娘子军”的队伍却是越扫越庞大，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二○○一年我到某省出差，与一位私营企业老板打交道。这位老板在时下的中国还算是讲诚信的人，每年都要还一大笔款子。但动不动上百万的还钱，也确实有点心痛，因此每次都不是很爽快，非要我到跟前监督着他才筹钱还款。每次我去他那里，他都要哭一阵子穷，然后就跟我谈判。人家是生意场上的人，谈起话来头头是道，我自然是辩论不过；但在谈判中我坚持一个原则：任其舌头嚼烂，只一口咬定四个字“寸步不让”，弄得那老板一点招数也没了。

由于见我始终不肯松口，老板就琢磨着用别的方法打开缺口，就领着我去洗桑拿、按摩。那天我们吃完晚饭，他开着车子带着我直接来到那个市的市委大楼对面的一家豪华的桑拿中心，跟我说这里面有一、两百个小姐，全国各地的都有，个个如花似玉。我心里清楚：碰到这种场合，只要自己一松口跟着人家去了，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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