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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开了学校，运动可能开展不起来。

在一次北大学生干事会会议上，张国焘呼吁：“我们应当坚决地行动起来，只要有行动，就会有声势，就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

大多数同学支持张国焘的主张，公推他为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总务主任兼联合评议部主任。随后，他又当选为北京*总干事。在那些日子里，张国焘忙得不亦乐乎。他后来这样回忆：

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到十分积极，学生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①。

这时，李大钊也在为营救陈独秀而绞尽脑汁。他们和张国焘，一个负责联系和动员社会名流、各校教职员工，一个负责组织各校学生。李大钊不仅对张国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还经常代他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张国焘后来说：“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8月底，北京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讯北京*被捕学生。开庭这天，张国焘组织一千多人去旁听，向法院示威。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法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11位同学由*大队人马簇拥着回到学校，学生们沿途欢呼，场面非常热烈。

9月16日，北洋政府在关押陈独秀98天后，将其释放。北大同学在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陈独秀出狱。　。。

五四健将（10）

担任大会主席的张国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他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今天我们师生聚集在这里，为的是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

陈独秀激动地当场发表演说：“我对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表示万分地感谢。我身无长物，只有一身铮铮铁骨，不受压迫与威胁。今后无论在不在北大，我都要继续奋斗。”①

经李大钊介绍，张国焘认识了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湖南青年毛泽东。尽管李大钊希望这两位蕴藏着巨大才干的青年人能够成为好朋友，但是，张国焘瞧不起满口湘音、穿着寒酸、热心与人攀谈的毛泽东（略）

张国焘、许德珩等北京*领袖拜谒，一语不合，引发激烈争论，炮声隆隆。孙中山慧眼识珠，赞许张国焘为难得的人才，　希望他参加国民党。张国焘诚恳地说：“我信仰*主义”。

北京的秋天是四季中最美丽的季节。艳阳高照，丹桂飘香，未名湖畔开满各式各样的*，姹紫嫣红，分外妖娆。透过北大校园，深秋季节可以望见香山枫叶，像朝霞，像绮锦，像燃烧的云彩。

校园恢复了平静，教室和宿舍又传来琅琅的读书声。已经是三年级的张国焘想集中精力，重理学业，完成各门毕业考试。他先后辞去了在北大学生干事会和北京*担任的职务。

张国焘想寻找一份宁静，北京政府不给他这个机会。1919年12月，京师警察厅加强了对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的监视。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和学生干事会负责人从各种渠道获悉，张国焘等人上了警署的黑名单，于是安排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外出躲避，并派一部分人借此机会到各大中城市进行联络活动。

张国焘和罗家伦悄然南下，来到上海。

上海当时是各派政治人物聚集地。在这里，张国焘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梁启超和孙中山，前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后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

梁启超以领导戊戌变法闻名，后来成为“宪法研究会”（又称研究系）主脑。这个派系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发表文章，宣传以宪立国的主张，在京沪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1920年春，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上海，张国焘专程前往拜谒，请教治疗中国社会痼疾的良方。

“老朽早已不问政治，准备将余生贡献给学术。”梁启超感叹自己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全然没有了当年张扬激昂、以身许国的气概。

在沪期间，张国焘还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特别是两次拜见了国民党领袖孙中山。

第一次会面是在刚到上海不久。一天中午，张国焘、许德珩、康白情、刘清扬在法租界吃过便餐，顺步走向法国公园。康白情指着马路那边一栋花园式的楼房说：“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住宅。”

许德珩提议：“我们一直还没有拜访过他，现在不妨顺道去看他。”

“好呀！我和罗家伦本来商量要在最近几天去拜访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不在这里。”张国焘连声叫好。

四人穿过马路，走到孙中山住宅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五四健将（11）

“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看门人说。

许德珩性子急，高声抗议道：“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访，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

正在楼下的廖仲恺听到外面的争吵声，急步出来，将他们引到客厅里，上楼通报孙中山。不一会，孙中山下楼来，接待他们。

张国焘问：“现在国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今天特来求教先生。”

孙中山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笑着说：“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正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龄，张国焘等人侃侃而谈。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追问孙中山有何方针和计划；有的批评孙中山只注重上层的政治活动，对五四以来的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够重视。

这大概是孙中山听到的最尖锐的批评了。

“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令人佩服的。”在交谈中，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运动的缺陷：“你们都具有非凡的宣传才能，善于写文章、组织大会、发动*请愿，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罢课、*、罢市持续的时间顶多只有几天，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那些败类，这才算是真正革命！”

在黑暗的中国，只有武装的革命才能打倒武装的反革命，这个道理当时热衷于学生运动的青年学生还不懂得。

孙中山的话刺激了张国焘等人，同声抗议道：“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枪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

许德珩的火炮开始轰响：“看来，先生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只注重枪杆子。但是，新形势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

张国焘说：“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革命家，请问先生，过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改弦更张？难道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条枪的问题吗？”

学生的话充满火药味，但孙中山并没有打断他们的话，始终安详地坐着，静静地听着，认真地思索着。针对许德珩的质问和张国焘的质疑，他略有所思地回答道：“我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并不是看轻学生们*示威等举动。至于你们说我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过去国民党的宣传工作确实做得不够，一般青年和民众不了解我的思想和主张。”

这一席话，娓娓道来，改变了略显紧张的谈话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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