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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服的障碍。思想上，毛对现代化这个理念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现代化是早在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党代表会的结论中就提出：我们进入了一个“全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全面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并非对现代化持怀疑态度。　——译注阶级斗争的代名词。在激进派分子眼中，现代化则是对他们的挑战和威胁。在组织上，党中央已撤销书记处等具有协调性质的机构，而只剩下中央办公厅和宣传部，而这两个单位却都由文革派控制着。在政府方面，许多部门是由临时人员充数，大多数部长的职位空着。针对这种情况，周计划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最高权力机关从1964年至1965年冬天以后就未曾召开过会议。周打算向大会提交一份长长的政府官员候选人名单和一个二十年发展纲要。他还想开个中央委员会会议，以便党的高层领导干部能支持他挑选的政府官员候选人。由于担心激进派分子捣乱，而且周也不想让他们在政府中担任太多的职务，他在筹备这些会议过程中，并没有和激进派磋商，他只和他所信任的以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为中心的一小群人商量，同时暗地里取得毛对他计划的支持。这原来是激进派分子最擅长的政治计谋，周恩来现在也如法炮制。

周和他的同事由于毛对激进派分子特别是对江青的态度有了转变而得到了帮助。早在1974年3月初毛就告诉江青，他和她最好彼此不再见面。毛说，她多年都不听他的话，不学习他送给她的马列和他本人的著作。在7月政治局会议上，毛当着江青和她的三位同伙，说他们是“四人帮”。毛创造了一个斥责的词汇，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大约在同一时间，毛对一些来访者讲，江青有野心，她没有资格使用他的名义。毛的这种态度转变，使周恩来有机会控制新闻媒体（这本来是四人帮“控制的地盘），结束批孔运动。周还设法使毛接受了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即在赞扬激进口号”继续反潮流“的同时，接着以维护工业、商业正常运营为政治理由，谴责反对地方党委领导和拒绝工作的造反行为。

毛在1974年7月作出决定，离开北京到南方休息一个时期，这对周恩来很有利。毛泽东变得越来越像个隐士了，尽管他在夏天党的会议上露了面。毛由于视力严重恶化而痛苦，同时觉得他所有的政治伙伴已成为他的负担，而且负担越来越重。毛不在北京，意味着周有权召集政治局会议和要讨论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管理政府工作了。这还意味着“四人帮”只能通过周与毛联系或大老远地跑去见毛。

这年1O月，毛在长沙提出建议，希望全国人大选邓小平当第一副总埋。“四人帮”感到震惊。这个消息意味着毛把邓作为最有资格继任周当总理的人选。由于总理的排名在党内仅次于毛泽东，所以也就等于是毛泽东自己的继承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对邓出言不逊。会后，“四人帮”反而派王洪文向毛告邓的状，说他不是合适的人选，这个职位应该是张春桥的，然而毛已认定王洪文是个不可靠的人，所以“四人帮”挑选王洪文当密使是一个错误。他们自作自受。王洪文又向毛告状说，周是假装有病躲进医院，这使王自己受到额外的损害。毛虽然年老体弱，但他仍能辨认出谁在说谎，他对那些攻击他所信任的人的胡说八道。感到忿恨。

“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告诉王洪文，他应当警惕，不要和江青搞帮派。毛还叫他的使者——他的远房侄女王海蓉告诉周恩来，要他继续当总理。毛还希望看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对“四人帮”来说，事情更糟的是，毛还再次建议邓当总参谋长，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2月，毛又亲自向周和王洪文重申了这些建议，并称赞邓“政治思想强”②。这次“四人帮”遭到了彻底失败。

1975年元月，邓小平担任了毛让他担任的所有职务。王洪文在党内的排名仍然高于邓，但已失去了1974年以来行使的对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管理权。叶剑英虽然在军委的排名高于邓，但他愿意放手让邓全力处理与军事有关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立即抓紧时间运用赋予他的新的权力。对于一位七十岁的人来说，邓在其后的九个月工作期间，显示出了非凡的精力。他至少召集了十次会议，详细讨论了社会经济问题。每次会议他都讲话。他还主持了许多次国务院会议。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四人帮”斗争一步不让。邓还视察了几个边远省份，又去法国作了一次感性访问。他还会见了几十位外宾。

邓从解决组织问题入手。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不安定。许会企业士气低落、纪律涣散。动乱在中国的运输系统的主干——铁路和钢铁工业特别严重。邓向主管工业的书记发表讲话，提出加强“集中和统一”的口号和加强各种法令与法规，惩处各地制造麻烦的人。他透露，1974年发生七百五十五起重大铁路事故（1964年才八十八起）。一个最重要的铁路中转站——江苏徐州车站竟被当地一名造反派头头控制着，邓说：　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了，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那样性质就变了。③然而，造反派头头对邓的警告置之不理，于是邓派部队去徐州把那个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

邓同时着手处理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他依据的是周恩来1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号召的到本世纪末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观点。周是1965年首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毛不完全同意把“四化”放在优先的位置。现在，邓先设法获得毛的支持，他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是到198O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O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来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奋斗。这就是大局。”④1975年夏季，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提出了三个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内容更加深刻和更具有挑战性的《论全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第二个报告的作者之一是胡耀邦。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当了许多年共青团第一书记。第三个报告的作者是邓力群。他曾经当过刘少奇的秘书。由于当时党中央缺少邓小平相信的协调单位，胡耀邦、邓力群担当了邓的参谋的角色。

邓的作风是雷厉风行，干事抓得紧，行动快。他在推行重要措施之前，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并把他的所有政策和毛说过的话扯上关系。对他的敌人，他宁可对抗也决不回避。至于“四人帮”他们，则犯了对他们十分不利中严重错误。他们阴谋破坏邓小平推行的整顿，他们指责让自1966年被贬黜的部长、官员和军队干部恢复工作是“走后门”。但他们这次没摸准毛的心思。毛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所以他批评“四人帮”搞分裂。接着，在那年春天，“四人帮”误解了毛号召全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真实目的，又一次惹恼了毛。毛原想通过提醒全党注意反革命的威胁依然存在，来平衡周恩来要求发展经济的呼吁。张春桥、姚文元作出反应，写出长篇理论文章，批判只关心物质利益和坚持“资产阶级法权”，会首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而后他们将问鼎国家政权。张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从党内出现。姚说，新生资产阶级将产生于社会上大量聚积财富的集团。这些文章没有提出积极的具体的经济纲领，也没有补充周的经济发展纲要，而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攻击。

政治冲突在春天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达到顶瑞。在第一次会议上，邓在叶剑英、李先念支持下，批评“四人帮”滥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亲自训斥他们。他说，他们不听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⑤。毛要他们停止帮派活动，说由于他们结成帮派已成为事实，政治局必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严厉的批评使“四人帮”完全处于守势。王洪文撒到上海，甚至江青也写了篇短短的检讨。从夏天到秋天，邓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说事事顺心。

然而，在1975年10月底或11月初，形势逆转。理由很简单，毛判定邓的计划已开始威胁“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毛看来，有两件事情的发展他不能容忍。一是邓用了“纲”这个词来概括毛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邓认为在这些指示中，毛强调了有必要推动安定团结，加速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在毛看来显然是异端，因为在毛心目中。“纲”只能是阶级斗争。

另一件事是，邓签批同意清华大学开除两个支持“四人帮”最积极的分子。这两个人向毛求救。毛支持了他们，于是他们乘机公开宣传得到毛的支持，并且大喊大叫要发动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中，华既不是“四人帮”的党羽，也不是邓的支持者。接着，毛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除了外事工作，在政府中其他所有的职责都被剥夺了。无论有无此事，华宣读毛讲话摘要，等于宣判了邓丧失了毛的信任，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来说，接下来的四个月，类似1966年7月至1月那段日子，他整天受到激进派分子的猛烈攻击。但现在他对抗的态度就不一样了。1966年他同意作一个羞辱自己的检讨，而现在，1976年，当毛通过叶剑英逼他再作检讨时，他坚决拒绝了。面对“四人帮”的强压，邓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曾当面攻击邓。邓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来逝世；毛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北京人民群众示威，鲜明表示怀念周，希望邓做周的合法继承人，并表示痛恨“四人帮”及他们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月他做了至少是第三次手术，但手术不成功。到了12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周在1976年1月8日逝世。虽然邓被政治隔离已有两个月了，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所不信任的人关系密切。他告诉毛，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进入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⑥。这些措词都很谨慎。“四人帮”就是再不服气，也无法否定周的人品举止。

周的去世意味着毛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家担任毛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仅从1973年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

在此期间，“四人帮”的行为也证明毛不信任他们是有道理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的指示。邓没有躲避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这次会议是为了专门批邓而召开的。这表明邓此时已经看出，他可以熬过这场政治风暴。

但是到了3月底，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说服毛停止保邓，也没有把华哄骗住不要理会保邓。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华在快到2月底召开的会议上说，邓攻击“文化大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僵局是被“四人帮”搞反对周恩来的运动打破的。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了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竟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几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生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被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报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却很快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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