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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定进一步会谈的日期。这就发出了破裂的信号，而且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标志着两党间长达二十六年的正式交往的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着一个故事，说毛否决了邓起草的这份中国人在会议前公布的文件，也许其中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即使是有的话，也并不意味着毛已不再信任邓了。毛经常对其他人起草的文件感到不满，而且如果他对给他留下很好印象的邓的能力有什么怀疑的话，他就不可能派邓去同苏斯洛夫或者是同赫鲁晓夫本人较量。无论如何，在这次事件后，他曾表示，对邓的表现感到满意。更为不寻常的是，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返回北京的邓，随后，他又指定邓担任一个写作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是为了准备写作关于这场论战的起因和经过的详细的、公开的报告而成立的。这个报告在1963年和1964年间分九个部分［简称“九评”］发表，而且颇具说服力。

在国内，从1961年到1965年，邓主要活跃在两个领域：制定经济恢复的计划，组织一场旨在处理在“大跃进”之后普遍存在于党内的腐败、缺乏纪律性和道德败坏等现象的运动。

恢复经济计划主要由四个人负责：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它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大跃进”在制度上的大部分创新措施，以年度计划代替五年计划，把投资重点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和农业（从而实行毛泽东在1956年春提出的一条最重要的建议）。

邓对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在农业和工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主要扮演的是协调者的角色，似乎是他在安排每一项经济和教育活动的政策文件，这些文件都由党的一位资深的党员监督起草；他还协调为检查各项政策而成立的三个委员会的工作。

到1961年底，这些人和这三个委员会制定出了八个重要的政策文件和几套法规草案。毛召集了一系列的工作会议来讨论这些文件和草案，它们基本上都得到顺利通过。有一种说法是，毛批评了邓在视察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公社后起草的一套文件。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反对作为总书记的邓为会议所作的“准备”。不管怎样，反正（一种说法是，在毛还没来得及讨论它们之前，邓便按照会议议程通过了一个或更多的文件。——原注）毛对此非常气愤，且责问是哪个“皇帝”胆敢越过他的权力擅自作出这些安排的？然而，并没有让邓靠边站或让他作自我批评；毛一定对邓在短短几个月内领导几个特别机构制定了一套全面的长期规划所表现出的才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规划几乎废除了“大跃进”的所有政策。在农村，虽然公社作为一级单位仍然存在，但它们的绝大部分权力却被剥夺了。主要的经济单位成为生产队，约有三十个农户组成（而在最初的公社里平均约有四千个农户）。土地所有权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要负责其成员的管理工作，并负责付给他们报酬。以公社为基础的不受人们欢迎的收入上的平均化从此销声匿迹。个体农户又可以拥有一小片自留地。在一种已在全国的一部分地区十分普遍并以农业最终实现集体化道路为指南的政治体制之下，生产队可以同其成员就执行非农业的任务签订合约。到1965年，全国的粮食收成达一亿九干五百万吨，恢复到了发动“大跃进”前的1957年的水平。

在工业方面，放弃了毛在1960年所倡导的工业管理体制。薄一波起草了一个六十条的管理规划，邓把它变成了一个详细的法规，重新采用责任制和专门化管理，并重新确定了工资间的差别。削减了工业的投资比例，关闭了许多亏损的工厂。结果，数以百万的工人失业，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或者是返回农村，大大减少政府供给城市的粮食的压力。工业进入不景气的状态比农业晚，最不景气的时候是1961年，但它的恢复却迅速得多。到1965年，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是1957年的两倍多，并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工业企业，由于石油产量的迅速提高，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充分的原料，因而企业规模迅速扩大。

邓本人有关发展的观点在1958年和1962年间也发生了变化。最迟在1959年10月，他盛赞群众运动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展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把群众的智慧和意见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看不见群众的……积极性……总认为，群众的觉悟不够，群众运动是靠不住的……认为，在革命中固然需要群众运动，但是在建设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⑤然而，1962年7月，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大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⑥这个变化导致在他和毛之间产生了隔阂，毛一直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不会获得最好的发展。而且从1958年起他就主张，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超出国家和集体所有制的范围，扩展到了管理体制即吸收工人和农民参加管理，和奖赏制度即充分依靠非物质的刺激和平均分配报酬。在这两个问题上，邓同毛出现了分歧。

在重振党的士气问题上。邓也同毛的意见相左。他们都一致认为，一定要消除“大跃进”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后果。但他们在关于产生这种消极影响的原因以及解决它的方法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毛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许多党员严重缺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邓则认为，根源在于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所带来的纪律涣散和士气低落。毛想通过让党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农民的批评，来教育他们。邓则认为，只有在地方干部接受了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的调查，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受到惩处之后，农民才能发挥这一作用。他还认为，乡以上的干部在成为改造者之前，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改造。

1963年5月，在农村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是根据后来以《前十条》著称的一份文件的指示精神而发动起来的，《前十条》基本上反映了毛的观点。但很快就发现，地方党的干部并不愿意组建农民的组织来监督他们自己。因而书记处在9月间又发出了一个文件（《后十条》），把运动的重点从自下的改造转变为自上的改造。这时，毛似乎并没有抱怨什么。但他仍然把这场运动看成了进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必由之路，并热切地期待着农民组织将成为其主要机构的那一天的到来。

正在这时，刘少奇插手了。他的妻子王光美在天津附近的一个公社呆了五个月，刘本人也在河南的一个公社呆上了两周，他们两人都断定，大部分地方干部都已经腐化堕落，农民也好不了多少，所以绝不能依靠农民来纠正地方干部。刘因此便起草了第三个文件《后十条》修正草案，于1964年9月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教育可能产生的结果，文件持悲观的看法，因此文件要求从城市派出大批工作队，对地方干部的恶习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从而导致了对许多农村地区公社干部的详细调查，结果造成了对成千上万的干部的清洗。

《后十条》修正案仅实施了四个月的时间。经过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一场激烈的辩论后，毛坚决主张它们应当由另外一个文件即《二十三条》来取代。这就又回到了《前十条》，增加了几段措词严厉的论述，即这场运动应当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的对象是“公社……甚至省级机关和中央部门中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毛也因此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已经开始觉察出在他的同事当中出了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敌人。

第十章　走资派

1965—1973年

假如毛泽东在1966年前去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毛泽东部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拥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权力。

依照毛的观点，文革是从1966年持续到1969年。它所带来的变化被党的“九大”所肯定，并被写入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点，文化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这是充满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十年，它最终以“四人帮”——毛的最激进的同事们——的被捕而告终。依后一种看法，它是一场反复无常的运动，其性质不断变化。即使在1969年前，它也具有三重性质＊：它是一场超级革命，旨在创造一种观念和＊照原文译出。——译注行为模式，列宁曾把这种观念与行为模式归类于左派社会主义（他称之为“幼稚病”）。它是一场反革命运动，目的是砸碎并重建5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制度。它是一场为革命而革命的运动，毛认为这场革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有目的中，有三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更深入地教育全社会，认识社会主义的价值，并设置一些与之相应的机构，这是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实施的。这些价值中，有四项是很突出的：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对毛而言，斗争是主要的。因为他相信，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不稳定的状态，所以需要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在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度和生活标准都应彼此相近。有鉴于此，他对共产社会情有独钟。因为他深信，如经适当的激发和领导，人民群众在任何事业中都能完成英雄业绩。他对个人主义极其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对旧中国的知识阶层极为妒忌，不喜欢他们的墨守成规和歧视百姓。相反，他赞美农民的朴素。他把他们的力量与不受腐败影响联系起来；他想防止农民出身的士兵们“进城”后的腐败，这些当年在旷野里战斗和工作的士兵们只得到了少量的口粮和微薄的薪饷。在60年代中期，他开始担忧中国青年的道德状况，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战争。他对几位外国来访者说，他特别担心这祥的情形：老革命的子女将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根据以上情况，毛喜欢无等级的制度。在工业方面，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发挥作用，在决定目标和技术的利用方面有重要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动均按集体主义来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受过最好训练的医生到农村去工作，并希望一批缺乏良好培训的“赤脚医生”永远扎根在农村。在教育方面，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希望取消入学考试，并设置大量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当生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独立王国”，毛的夫人江青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60年代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题。1963年他已经七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其是被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毛泽东班成为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认为刘少奇对继续革命最不热衷。从50年代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但是林彪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毛泽东认为与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林彪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他的夫人，并赋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成是在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

＊江青只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译注为江青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毛泽东只能靠许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们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育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她对毛泽东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毛泽东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而这些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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