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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伧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后，叶楚伧便参加了邹鲁、谢持召开的西山会议，公开亮出反俄反共之旗）。自然，毛泽东在叶楚伧手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毛泽东向他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的恽代英、罗章龙等共同署名）：“上海执行部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四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写此信时，毛泽东正挈妇将雏，在上海过着艰难的日子——妻子杨开慧在这年六月，携岸英、岸青两子来沪，与他同住。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起初还不错。许多署名“钟英”（“中央”的谐音，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者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不过，渐渐地，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又颇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屋漏偏遇连绵雨。心境不佳的毛泽东，得了失眠症——夜里睡不着，白天工作没精神，人显得异常疲困乏力。据云，毛泽东后来变得昼夜颠倒，昼眠夜作，其病症始于此时。

蒋介石对于故乡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特别是在他失意之际，总是退隐于故乡，在那里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毛泽东也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思、乡情。在他失意之时，他携妻带子，以养病为理由，回故乡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书一职，由罗章龙代理。

毛泽东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离沪的。就在他离开十多天后——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避开了大会，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写照。中共“四大”在上海开了十几天，由陈独秀主持，出席者二十人。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九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五人，毛泽东名落孙山，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仅次于陈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预感到他的意见与“家长”陈独秀相左，必定会在“四大”落选。中共“四大”，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呢？他倦恹恹地从广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便接到孙中山发来的电报：“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孙中山的电报，使蒋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内中“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一句表明，他在孙中山心目中颇为重要。于是，他在三月二日复孙中山，陈明自己“拂然而行”的缘由：“受人妒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蒋介石的话表明，他在国民党内也非“春风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挤”，所以连国民党“一全”代表都未曾选上。再说，在他当时看来，主持黄埔军校校务，并非要职，更何况传说以“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包惠僧回忆录》，一五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要蒋介石屈居程潜之下，作为一名副校长，这更使他“拂然而行”。继孙中山的电报之后，廖仲恺又发了三通电报给蒋介石，催他南下。蒋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阵，在四月十四日才打点行装启程，二十一日到达广州拜见孙中山。四月二十六日，蒋介石终于到任，在黄埔军校作训词《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翌日，又作训词《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五月二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一天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军权的开始——虽说当时的他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从此，人称“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蒋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更为亲昵。

身为一校之长，时时处处为学生表率。蒋介石每日清早一听到起床号就翻身下床，军服笔挺，风纪扣严严实实，三天两头向学生发表训话，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蒋介石养成了军人生活习惯。

孙中山自任黄埔军校总理，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党代表一职是中国军队中从未有过的，是仿照苏联红军建制设立的。六月十六日，黄埔长洲岛上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高悬着红色横幅，只是横幅上的字自右至左横写（如今中国大陆习惯于自左至右横写）：“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操场上，响起嘹亮的快节奏的国民革命军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孙中山在如雷般的掌声中发表演说。他的一席话，说出了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我们今天要创办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孙中山痛切地说：“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现在为了完成我们的革命使命，所以我才下定决心改组国民党，建自己的革命军队。”头戴黑檐大盖帽，身穿四个衣袋军服的蒋介石，听着总理这番话，对于校长一职的重要性，有了深层次的认识……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毛泽东携妻回故里

当蒋介石在广州红红火火的时候，毛泽东却和妻儿先是回到湖南长沙东北隅的板仓冲——毛泽东的岳父、岳母家，过了春节。然后，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正月十四），头一回携妻返回自己的故乡……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韶，美好之意。韶山，即美丽之山。据《毛氏族谱》记载，毛泽东原籍江西吉州府龙城县（今江西吉水县）。

在元朝末年，毛泽东的祖辈毛太华参加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朱元璋当了明朝皇帝，奖赏三军，毛太华在湖南湘乡县分得田产，于是毛氏定居湖南。后来，又从湘乡迁往湘潭韶山。如此这般，毛氏在韶山繁衍，毛太华之后第十八代人毛恩着，字翼臣，便是毛泽东的祖父。毛恩着生一子，取名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此人便是毛泽东之父——毛氏家族按“祖恩贻泽远”排辈，毛泽东属“泽”字辈。

毛氏祖宅坐落在韶山冲上屋场，是一座当地人称为“一担柴”的平房，毛泽东就出生在那里。蒋介石出生于盐商之家，后来成为军人，他的气质是军人加商人；毛泽东祖辈向来务农，而他熟读文史，具有诗人加农民的气质。这一回毛泽东回故里，身边站着穿大襟蓝布衣、短发、大眼睛的妻子杨开慧，乡亲们投来热情的目光。

韶山的毛氏公祠变得热闹起来。毛泽东在那里办起了农民夜校，杨开慧也成了那里的教员。公祠里传出琅琅书声：“长江长，黄河黄。发源昆仑山，流入太平洋。”这里教的不是《三字经》、《百家姓》，教的是“新学”。毛泽东教到最后一个“洋”字，借题发挥起来，引出了“洋油”、“洋火”、“洋人”，又从“洋人”引出了“列强”，引出了“打倒列强”……杨开慧呢，她教学员们唱新歌：金花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家，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天望，明天望，只望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在家乡，毛泽东的神经衰弱症，仍日甚一日。他的友人贺尔康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曾这样记述毛泽东当时的疲困之状：“润之（引者注：即毛泽东）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越走越走不动，疲倦得很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毛泽东在韶山毛家祠堂成立了“雪耻会”，惊动了韶山土豪成胥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韶山热得像蒸笼一般，毛泽东忽得来自湘潭县城的密报：“润之兄：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令县团防总局，决定即日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赵恒惕，遐迩闻名的“南霸天”。当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时，赵恒惕曾以“全体湘军将领”名义通电反对。他当然视毛泽东为仇敌。不得已，毛泽东匆匆告别妻儿，告别故乡韶山冲。到哪里去呢？向南，到革命的中心——广州去！毛泽东刚走不久，二十多个拖着长枪的“团防总局”士兵便包围了那座“一担柴”毛宅，一无所获。

杨开慧带着孩子在韶山冲亲友家躲了两个多月，未见毛泽东返回故里，只得去自己老家长沙板仓冲了……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蒋掌枪杆子　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头一回是去参加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一回则是急匆匆逃亡广州。他到达广州时，已经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初。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九时二十五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临终前夕，自知不起，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这就像一口洪钟坠地，发出震惊华夏的巨响。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一九二五年七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卫戍司令。一个月后，一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那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时五十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上了眼睛。此男子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恺乃孙中山的倚柱，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罗亦农：《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向导》，第一三○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出版。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赋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内中有的是胡汉民旧部下，也有的为许崇智僚属。于是，八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于是，九月十九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称雄广东。鹬蚌相争，渔人得利。那一声枪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三个。“渔人”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下来。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原本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此人，亦乃一笔杆子，曾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孙中山病重期间，戴季陶侍立于病榻左右。据其自云，孙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对戴季陶不时谈及自己的所闻所见。于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孙中山学说的“真传”，遂易名“戴传贤”。孙中山故后，戴季陶闭门两月，奋笔疾书，写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著，俨然成了孙中山学说的“正宗”继承者、捍卫者、发展者。然而，两书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讽之为：“孔子传之于孙中山，孙中山再传之于戴季陶。”寥寥一语，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参与中共的创立。中国共产党纲领，最初便出自他的笔下。不过，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声称，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别党。此后，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他曾反对过联俄联共。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坐落在北京远郊的西山碧云寺，忽地出现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马汝骥曾诗云：“西山台殿数百十，侈丽无过碧云寺。”碧云寺乃西山明珠，平日游人常来，自一九二五年三月之后，游人倍增——因为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后，灵柩暂停于此（一九二九年后移葬南京中山陵）。于是，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选择此处开会，表示对孙中山的“忠诚”。来人之中，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执委林森、居正、邹鲁、覃振、叶楚伧、石青阳、石瑛、邵元冲、茅祖权、傅汝霖，还有已经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这是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大集会。他们自称这是“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他们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由于会议在西山召开，史称“西山会议”。这批头头脑脑，也就成了“西山会议派”。戴季陶理所当然支持“西山会议派”，欣然北上，欲与邹鲁、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国民党右翼元老冯自由（原名冯懋龙）却听了误传，说戴季陶乃中共党员，于是派人对他拳打脚踢，弄得戴季陶好难堪！这位孙中山“嫡传”弟子颇为扫兴，狼狈离京赴沪——不过，他列名于西山会议的通电之中，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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